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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后世眼中，严嵩和张居正分别象征了明朝的权臣与能臣，但他们的结局都极为凄惨：严嵩被剥夺一切荣誉，身陷贫病中孤独离世；而张居正死后家族被连累，家人遭受沉重打击与摧残。
这两个看似泾渭分明、立场对立的人物，为何最终命运却如此相似？如果将视角放回到明朝的历史大背景下分析，他们才真正显露出各自的角色定位：严嵩是典型的奸臣，而张居正则是真正意义上的权臣。
张居正的改革为明朝延续了70余年的国祚，堪称利国利民的伟大功臣。然而，他行使权力的方式却明显违背了明朝原有的法度和程序。简单来说，他虽然实实在在地在推动国家大事，但按照明朝严格的规章制度，他所做的那些事并非他的职责范围；他所掌握的实际权力，也远远超出了他名义上的职位权限。
反观严嵩，他的权力行使程序完完全全符合当时明朝的法律和规定，是由一个成熟、头脑清醒的皇帝正式授予的。然而，尽管程序合规，严嵩所作所为大多对国家和人民极为有害，这归根结底是其个人品德败坏的表现。
展开剩余89%这种权力行使的“程序合法但结果恶劣”现象，是明朝政治体制特殊性所导致的独有问题，根源在于“宰相制度”的废除。
从汉朝到唐朝，封建王朝的具体政治制度虽历经演变，但基本架构始终稳固：皇权与相权之间有明确分工，彼此分离却又相互制衡、互为补充。
在这套制度下，虽然王朝是皇室所有，但政府的实际领导核心是宰相。宰相直接对皇帝负责，管理其他官员和机构。例如汉代的九卿、唐代的六部等，都在宰相的统一领导之下。
这类似于现代企业的运作：董事长代表股东，但日常经营由总经理负责，总经理对董事长负责；董事长职位可能世袭，而总经理则是职业经理人，可以随时更换。
当然，也有个别皇帝会越过宰相直接干预朝政，但那是例外而非常规。
那么，古代的政治运行机制一般是怎样的呢？
以唐朝为例，实行群相制，中书省的长官中书令、门下省长官侍中自动视为宰相，凡带“同中书门下三品”字样的官员也属于宰相级别。
遇上重大军事或政治事务，宰相们会聚集在政事堂，经过反复讨论达成共识后，由中书省中书舍人起草多份诏书草案，再由中书令或中书侍郎挑选并略作修改，随后递交皇帝审阅签字。
皇帝签字后，诏书交由门下省复核，有权驳回或确认，确认后盖上“中书门下之印”，再送尚书省，由六部对应部门执行。
也就是说，重大政令不是皇帝一人独裁，而是宰相们集体决定，皇帝的诏书实质上是经过中书省起草的，皇帝主要负责签署。未经宰相盖章的诏书，理论上是违法的。
当然，越过宰相直接发布命令的皇帝也有，但往往需要付出政治代价。
例如女皇武则天，她打破传统，绕过宰相直接发布敕令，遭到刘祎的强烈反对，刘祎斥责她“没有经过凤台鸾阁何名敕”（凤台鸾阁即中书门下），意即“未经中书省起草、门下省审核，如何能称为诏令？”武则天因此将刘祎赐死于家中，但她的专权和对政治规则的践踏，成为后世批评她的最大罪名。
唐中宗李显曾自行任命官员，未经过宰相签章。出于心虚，他用黑笔批示，且将敕令的袋子斜着封印，称为“斜封墨敕”，意在暗示这些诏令未经宰相认可，结果“斜封官”成为官场笑谈，最终李隆基即位后，迅速罢免这类不合规任命的官员。
元、明以前，朝代政治运行基本遵循上述流程，宰相可被视为“副皇帝”，其权力既对皇帝负责，也领导百官。虽有更换宰相的权力，但不允许废除宰相职务，也不可长期越过宰相直接执政。
但朱元璋打破了这一传统。
洪武十三年，他以胡惟庸谋反为由，将其诛杀，随后废除了宰相职务，并严令子孙后代不得设立宰相。
在此之前（宋至明初），门下省已废，尚书省只负责执行，宰相主要出自中书省。废除宰相后，中书省也被撤销，尚书省不再设尚书令，六部分别设尚书，直接听命皇帝调度。这些尚书多为二品官，已是官阶顶峰。
这意味着明朝皇帝同时兼任了以往宰相的职能，皇室与朝廷合为一体，标志着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。
然而理想虽美，现实却十分残酷。即使像朱元璋、朱棣这样勤勉的皇帝，事无巨细亲自处理也力不从心，于是招揽书生在内廷的中极、建极、文华、武英四殿，以及文渊阁、东阁等处办公，形成了“内阁”机构。
当时内阁学士仅负责按照皇帝口头指示起草文书和整理文件，类似现代秘书，没有决策权，官阶仅五品。决策权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，他们日夜操劳，甚至被称为勤勉至极。
不过后来的明朝皇帝多无朱元璋、朱棣那般精力，乐于放手，逐渐把议政和决策权交给内阁学士。
但内阁与以往宰相有两大区别：
第一，内阁大学士始终为五品官，权力有限，名义上只是皇帝的参政顾问，缺乏实权。最高官阶是六部尚书，因此所有内阁成员通常由某部尚书兼任，这也说明内阁成员最高身份仍是六部尚书之一，且无权指挥其他部门，与宰相不可同日而语。
第二，内阁参与议政受制于程序，他们的意见以纸条形式附于奏章，交由皇帝审阅，皇帝可以采纳、修改或否决，并用朱笔签批，形成所谓“朱批”。由此，明朝的敕令出自皇帝之手，即使是抄袭他人意见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皇帝体力和精力衰退，朱批工作多由太监负责，司礼监秉笔太监实际上成为皇帝的代理人。
这决定了明朝无宰相，也难再出现如霍光、杨坚那样的权臣，皇权更加稳固。
但皇权独揽与文官权力分散的体制，也带来了弊端：
若皇帝懈怠，易导致两种极端情况。
一是宦官专权。掌握朱批权的司礼监宦官实际上掌控政令，若皇帝放任不管，且这些宦官品德败坏、能力低劣，则必然出现宦官乱政，如明朝的王振、刘瑾、魏忠贤等，形成持续且密集的宦官专政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。
二是奸臣当道。皇帝兼任宰相职责，朝廷高级官员理论上无需对政权负责，若缺乏责任心与理想，只顾混日子、贪赃枉法，结果祸国殃民。严嵩就是这类代表，他勾结党羽、陷害忠良、贪污腐败，但他的权力来自嘉靖帝合法授权，且未超出内阁大学士权限，虽行恶极重，却没有违背制度本身。因此，他虽为权臣，但不能算真正的权臣。
直到张居正的出现，明朝政治才出现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权臣。
张居正身兼吏部尚书和建极殿大学士，成为内阁次辅，后在明神宗年幼时取代高拱成为内阁首辅，官职是吏部尚书、中极殿大学士。
从职位上看，他并未突破明朝官制限制，理论上不应掌握绝对权力。若无绝对权力，中央政权极易陷入推诿扯皮、腐败冗员、国库空虚和边疆威胁等危机，明朝可能提前走向灭亡。
为达成抱负，张居正以非常规手段突破了制度瓶颈：幼帝对他敬重且畏惧，他首先控制了掌握朱批权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。
凭借皇帝信任与冯保支持，张居正成为明代权力最为集中的内阁首辅。他借六科监察六部事务，兼以内阁掌控六科，形成上下贯通的强大权力体系。
执政期间，他大刀阔斧推动整顿吏治、加强边防、改革漕运、清查土地、裁撤冗官，并推行一条鞭法，几乎凭一己之力挽救了岌岌可危的大明王朝，续命七十年。
对于张居正的贡献，有人称他“除却伊、周只此人”，伊尹、周公都是古代辅政大臣，比宰相更高一等。
然而，明朝无宰相，九卿直接听命皇帝，内阁只是顾问机构。张居正却要求各部门双份报送：一份给六科给事中，一份给内阁，实质将所有事务集中到自己手中，一个部门的尚书和皇帝顾问，凭什么如此要求？
因此，他任内遭到持续攻击，但难以辩驳，毕竟他的确违反了明朝既定制度。这也是他死后被抄家的根本原因。
从最终结果看，张居正无疑是怀有高尚理想的改革家，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杰出政治家。若处于汉唐盛世，他必是万民敬仰、百官称颂的名相贤臣。可在明朝这个废除宰相制度的特殊体制下，他被视为“僭越”的权臣，哪怕出发点和功绩都是正面的。
凭张居正的聪慧，他或许早已预见自己身后遭遇，依旧坚定前行，唯有那份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的决心支持着他走完这条艰难的政治之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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